核心提示: 2017年12月7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主办的《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该书首次公布了徐旭生从1933年2月到1935年6月在陕西组建陕西考古会,并主持宝鸡斗鸡台考古工作期间的日记,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第一代考古人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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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年前,由国立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共同组建的陕西考古会正式成立,他带着学生兼同事苏秉琦来到陕西,主持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并进行渭河流域考古调查,至今陕西考古界仍认为,这两项考古活动,标志着“陕西现代田野考古的奠基和起步”;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曾多次提到“无论在中国新文化史范畴,还是在中国考古史视野,他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就是徐旭生,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古史专家和教育家。

2017年12月7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主办的《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该书首次公布了徐旭生从1933年2月到1935年6月在陕西组建陕西考古会,并主持宝鸡斗鸡台考古工作期间的日记,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第一代考古人的家国情怀!

陕西考古会的成立 徐旭生功不可没

徐旭生(1888—1976),名炳昶,字旭生,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27年,担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这个考察团的组成,结束了从19世纪末以来我国大批珍贵文物任外国人随意拿走的屈辱历史,让中国不再出现第二个斯坦因。

“83年前,陕西考古会的成立,他功不可没!”《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一书的注释者、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罗宏才教授说,1929年6月,时任北平大学正、副校长的李石曾、李书华经充分酝酿讨论,致函南京政府教育部,请求成立旨在探讨、研究人文历史与考据鉴古等门类学科在内的北平研究院。这一建议得到了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等人的重视,不久即由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行文,宣布成立北平研究院,下设文学、史学等部,以李石曾、李书华分别担任正副院长,以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徐旭生任史学研究会会长兼考古组主任。北平研究院成立以后,即将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中原省区作为该院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重点工作地区。北平研究院最初设想先期在陕西成立分院,等待经验成熟之后,再逐步在其它相关省区设立分院来扩充势力。1933年2月,徐旭生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主任的公开身份赴陕筹设北平研究院驻陕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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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罗宏才教授介绍《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的整理、注释等情况

《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正式出版发行

《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正式出版发行

徐旭生等人受命以后,于民国二十二年春季抵达西安,住马坊门一带寓所。“此次来陕,徐先生心理上做了充分的准备。为开展工作,他一面积极开展西安周围渭水两岸的古迹调查,一面用恳谈、拜访、请客等各种方式,广泛与陕西省政府部分要员以及各界名流频繁接触,竭力宣扬在陕筹设北平研究院分院的好处与意义。”罗宏才说,由于陕西士绅普遍反对由北平研究院独家在陕设立分院的议项,当年九、十月间,徐旭生等人与陕西名流张扶万该多次商议,提出由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以便开展正常工作的设想。

在获悉北平研究院愿意合组陕西考古会的消息后,陕西省政府曾就考古会之归属、机构设置、工作程序、经费来源等一系列实质性问题有过一番热烈的争论。在统一认识的前提下,陕西省政府即于1934年1月中旬电邀北平研究院李书华等人,来陕商议筹设陕西考古会之有关事宜。李书华、翁文灏等人应邀来陕后,受到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经双方一再商议,陕西考古会于1934年2月1日在西安新城省府大楼内宣告成立。

他把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贡献给了陕西

"徐旭生先生不仅是考古家、古史专家和教育家,而且更是一位善于协调沟通、有担当有责任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他成功担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就是一个典范。"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在对我国大西北广大地区进行长达八年之久的科学考察中,徐旭生先生以其卓越的协调沟通能力,使得科学考察团化解了一次次危机;当考察团印补给不足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其不畏艰险、高度乐观的精神以及沉着应对,最终度过难关。整个考察取得了影响深远的丰硕成果,如地质、考古等,至今仍是在这一区域找矿、进行考古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宋新潮说,1934年,在徐旭生先生在力促下,陕西考古会成立,随即,宝鸡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也全面展开。此外,又在渭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开启了陕西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在陕西的几年里,正是因为徐先生超人的沟通协调能力,才使得考古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33年,徐先生45岁。在知识分子最好的年华,徐旭生先生接受北平研究院委托来陕西筹设分院。这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转折。这一转折,对已经功成名就的徐先生来说,实在是一份苦差事。”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满怀深情地说,徐先生放弃大学的教职,放弃北京优越的生活环境,甚而放弃来自家乡河南大学校长的聘书,放弃自己从1913年上巴黎大学起就从事的哲学研究,到当时堪称荒蛮之地的陕西,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学科和事业,勇气、胆气、斗志,令人感佩。此后的四年,他把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贡献给了陕西,贡献给了宝鸡斗鸡台,在陕西考古史乃至中国考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座谈会现场

座谈会现场

宝鸡古称陈仓,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摇篮。古陈仓即今日之斗鸡台地区,在宝鸡市东约7公里处,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1934年4月26日,由民国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和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建的陕西考古会,在徐旭生、苏秉琦等考古学家的带领下,开始对宝鸡斗鸡台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在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中,以沟东区的发掘成果最为显著,共发现墓地104座,并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此次考古堪称陕西考古“第一铲”,是陕西考古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相继占领华北、晋中、鲁、豫等地后,又将战火延烧至晋南以至毗邻陕西的黄河沿岸,西部门户潼关城隘随之遭受日寇大炮肆虐轰击,弹痕累累,故都西安也旋即陷于日寇飞机的频繁空袭中。”罗宏才说,在残酷的战争面前,绵亘三年之久的斗鸡台发掘不得不宣布暂行中止,主要工作人员被迫相继撤退西南、陕南,保存于考古会内的大量珍贵文物于是随时面临侵略战火的觊觎、吞噬,工作秩序已趋于紊乱。为对抗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确保文物安全。在艰苦的环境下,陕西考古会留守人员与西安的其他相关机构同人一起,受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京筹委会,以及陕西省政府等相关机构的部署指挥,勇敢地担负起粮道巷本部千余件文物的移藏保护任务,并秘密对其实施了周密稳妥地转移埋藏”。

记住这个人 就记住了一份担当

“中国自古不缺乏卓尔不群的学者,缺乏的往往是既有社会责任感又有协调力的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他们不但自身学问渊博,深具学术战略眼光,还不惧辛苦烦劳,在纷纭世间开辟出一方净土,做出一番事业。幸赖有此一批人,才能在苦难深重的近代开创出中国科学的启蒙。徐旭生先生即是其中的卓越者!”赵荣说,无论在中国新文化史范畴,还是在中国考古史视野,徐旭生先生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遗憾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徐先生非但未被大众所知晓,即便在他筚路蓝缕竭力开创的中国考古学领域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最具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序列,也未出现徐旭生其人的词条。

“然而,岁月流逝,徐旭生先生的丰功伟绩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幸得罗宏才教授耗费二十余年心血挖掘整理徐旭生先生相关资料,先生的成就才拂去蒙尘。”赵荣说,《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如实记录徐旭生先生在陕西这段工作经历。正如罗宏才教授所言:“日记更用很大篇幅来絮絮记述陕西名胜风貌、古迹状态、调查情趣、发掘经过、学术追求、省院争锋、政坛见闻、人事纠葛、财政拮据、工作艰难、险象环生,以及民生现象、乡俗俚语、社会弊病、地方教育、宗教活动、人文地理、民间艺术等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一部看似狭小的日记体量,已远远超过一般叙事日记与专题日记所产生的功用与影响,俨然一部活生生的20世纪30年代陕西文物调查发掘记录及关中社会文化史篇。”

徐桂伦(右二)向与会专家介绍父亲留下的珍贵手稿

徐桂伦(右二)向与会专家介绍父亲留下的珍贵手稿

作为文物大省,陕西考古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缩影。当年徐旭生带着学生兼同事苏秉琦来到陕西,主持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并进行渭河流域考古调查,至今陕西考古界仍认为,这两项考古活动,标志着“陕西现代田野考古的奠基和起步”。“《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的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及有关各界的积极关注,我们有理由期待这部著作的出版,能对陕西文物考古工作带来重要的营养与支持。同时,作为文物工作者,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要记住徐旭生这个人,记住这个人,就记住了一段历史,记住了一份担当,记住了一种情怀,记住了一种责任!”赵荣说,《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虽是徐先生学术遗产的部分成果,但对重新评价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工作价值,尤其是对认识先生对陕西考古的重要贡献,意义重大。

把考古人乐于奉献的精神传承好

“父亲在宝鸡斗鸡台主持考古的这一段时间,我还是学龄前的幼童,根本不懂。以后长大了,时事变迁,与父亲聚少离多,只有很短暂的时间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在这很短暂的时间里,也没有听父亲再提到过这一段考古的事情。后来,在整理父亲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但也就只一个名字——陕西宝鸡斗鸡台。”徐旭生的次子徐桂伦坦言,当年只知道父亲在陕西进行过考古工作,其它具体的经历一无所知,完全是一片空白。直到5年前看到罗宏才教授所著的《陕西考古会史》的初稿时,才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如今,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发行的《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更加翔实地记录了父亲在艰苦环境下筹建陕西考古会,在陕西各地进行文物调查以及在宝鸡斗鸡台考古的真实情况。

徐桂伦(前排右)代表家属将徐旭生手稿捐赠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徐桂伦(前排右)代表家属将徐旭生手稿捐赠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是徐先生远赴陕西组建陕西考古会、主持宝鸡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期间的记录,是陕西考古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在国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丝绸之路再次成为焦点和热点的背景下,徐先生在陕西的考古工作更显出极大的现实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社长刘东风说,透过这本日记,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今天,我们回望80多年前徐旭生先生们这一代考古人的所思、所想、所为,依然能感受到这种力量,并为这种力量所震撼、感动!

在当天举行的《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新书发布会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等专家学者以及徐旭生先生家属和友人代表,畅谈了各自对徐旭生先生和中国考古研究的看法。徐桂伦代表家属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签署协议,将徐旭生先生手稿无偿捐赠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于正在筹建的陕西考古博物馆。“感谢徐旭生先生为陕西考古事业所作的贡献,我们一定不负重托,将这批资料保管好,把考古人乐于奉献的精神传承好!”孙周勇说。

文/图 三秦都市报记者 赵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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